事情简单得像童话：孩子把电话手表塞进纸袋，纸袋被留在列车，纸袋又混进垃圾，于是八吨垃圾被倾倒在烈日下，两名环卫工人徒手翻找四小时，手表被高举过头顶——镜头定格，媒体打出“暖心”字幕。可屏幕外的我，却像被塞进蒸笼，汗从脊背一路烫到眼窝。指责谁？竟一时找不到靶心。
先说失主。卢女士在采访里庆幸“定位显示还在大同”，于是拨通12345。我想象她挂断电话后的表情：焦急里夹着笃定，笃定里还有一丝对“城市服务”四个字的浪漫想象。可她是否被告知——找回的代价是两位环卫工人要在高温天的发酵垃圾里，把八吨腐臭一捧一捧地刨开？如果她提前知道，会不会当场改口“算了，不值”？新闻没有写，我也不敢替她回答。
再说环卫公司。通报里轻描淡写“紧急调运、空地翻找”，像在说把文件从A抽屉移到B抽屉。可那八吨垃圾不是Excel表格，是汤汤水水、碎玻璃、用过的口罩和苍蝇的狂欢。公司有没有提前测算人力成本？有没有问一句工人愿不愿接这单“临时KPI”？公告一字未提补贴、饮料，甚至一副加厚手套。
最后看环卫工人。他们没出现在镜头前，只有两只套在塑料手套里的手，像两片在垃圾浪里漂白的叶子。四小时里，他们有没有被玻璃划破指尖？有没有被馊水溅进眼睛？这些细节被“高效协作”四个字轻轻抹平。
指责谁？好像谁都可以被原谅，又谁都不该被放过。失主只是按了求助键，公司只是执行“为民服务”，工人只是“服从安排”。可正是这层层叠叠的“只是”，把最弱的一环推到了最烫的地面。
手表最终被擦干净了，故事圆满结束。可我知道，那两位工人的手掌缝里，大概还留着垃圾的酸臭；而卢女士的孩子戴上失而复得的表，也许会在某天忽然想起：这块表曾经躺在八吨垃圾里，像一枚被城市遗忘的心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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